儒者马一浮: 祖国的陌生人
来源:未知    发布时间:2018-04-11   次浏览   大小:  16px  14px  12px
杭州西湖的花港观鱼景区,有一座马一浮纪念馆。如今,西湖一带常常人满为患,但这座纪念馆很少有人问津。有游人偶然间进入这座纪念馆,也不免要发出“马一浮是谁”的疑问。 现代史上,马一浮和梁漱溟、熊十力并称为“新儒家三圣”。不过,和梁漱溟、熊十力相

杭州西湖的花港观鱼景区,有一座马一浮纪念馆。如今,西湖一带常常人满为患,但这座纪念馆很少有人问津。有游人偶然间进入这座纪念馆,也不免要发出“马一浮是谁”的疑问。

现代史上,马一浮和梁漱溟、熊十力并称为“新儒家三圣”。不过,和梁漱溟、熊十力相比,马一浮生平不但更为寂寥,也更为不合时宜。

他曾这样感慨:“日日学大众语,亦是苦事,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。”换言之,他是一名祖国的陌生人,而且,这是他的主动选择。

2015年6月23日,“游艺证道??马一浮书法展”在杭州浙江美术馆开幕,参观者在拍摄马一浮的生平资料图片。 一个逆潮而行的青年

1883年,马一浮出生在成都。幼年时,他随父回到原籍绍兴。15岁时,他参加绍兴县试,考中第一名。列同榜者,还有周树人(鲁迅)、周作人兄弟二人。

这时的,正进入思潮激荡的时代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达尔文、赫胥黎、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学说,并以此质疑旧制度、旧文化。部分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正在发生变化,并且确认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。比如,在1904年年底,张謇这样写道:“此十年中,风云变幻,殆如百岁。”

1903年,马一浮出任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,前往美国。在此前后,鲁迅兄弟也相继留学日本。

像当时的诸多青年人一样,马一浮以赴美为接触新思潮之契机。他在美国任职约一年,期间搜集并阅读了大量图书,以至于其阅读内容显得十分驳杂。比如,他读了但丁等人的诗歌、莎士比亚的戏剧、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、黑格尔的哲学、斯宾塞的《学原理》以及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等。他还特意阅读了《资本论》,并在日记中写道:“得英译本马格士《资本论》一册,此书求半年矣,今始得之,大快!大快!”

当时,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也在美国四处活动,鼓动华侨加入保皇会。对此,马一浮极为反感,称康有为等为“保皇会诸贼”。他也反对清使馆向留学生散发“我学生当造成辅佐朝廷之资格”的传单,并在日记里写道:“至于今日,苟尚有一点人血者,尚忍作此语耶?因又念此种崇拜暴主政体、天赋之贱种,直不足与语也。哀哉,我同胞乎!入自由国,受自由教育,而奴性之坚牢尚如是。”

这时,马一浮思想之激进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与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等人并无二致,他们在归国后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鲁迅自日本归来后,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,而马一浮则选择了回归儒学。

归国初期,马一浮曾和好友谢无量共同翻译了《堂吉诃德》,但此后他便很少谈及西学。不仅仅如此,他还对时人治西学之法颇有讥讽之词。他认为,诸多传播西学者只是在追随潮流而已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而且也只触及了西学之皮毛。

1904年,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:“(欧美)以科学哲学之抽象的美,而造成国家具体的美。今欧美人,可谓能造成美的国家。惟于美的,尚有欠点耳”。

1907年,他还在一封致舅父的信中写道:“见当世为西学者,猎其粗粕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矜尺寸之艺,大抵工师之事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商贩所习,而谓之学。稍贤者,记律令数条,遂自拟萧何;诵章句不敌孺子,已抗颜讲道。哆口议时政,心异其矜炫,而盈国方驰鹜以干要路、营世利,甥实未知其可。故宁谙然远引,不欲以言自显……今独欲排众忤时,轻有所短长,不亦殆哉!”

1910年,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:“道之不明,岂非不善学之过与?天下无邦,民弃厥天,日怵迫于利,以竞其生,不夺不餍。此孟子所谓仁义充塞,率兽食人之时至矣。”

至此,他已明确归宗儒学。就这一点而言,马一浮的选择在当时并非孤例,只不过,他相对于时人较早地做出了这一选择。

比如,梁启超在一战结束后游历了欧洲,并开始反思“科学至上”的“机械的人生观”。随后,他又以演讲家之热情,在北京、苏州等地做了多场力倡儒学的演讲。

在《欧游心影录》一书中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梁启超写道:“死后既没有天堂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只好尽这几十年尽情地快活。善恶既没有责任,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。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,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,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……果真这样,人生还有一毫意味?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?”

在苏州的一次演讲中,梁启超批评现代学校只有专业教育而无人格教育;他鼓励青年应以仁、智、勇自勉,“养足你的根本智慧,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,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”,以成为一个不忧、不惑、不惧的人。

马一浮1942年作行书“与弘一事考”立轴纸本。

一个孤独的儒者

在杭州,马一浮先后蛰居西湖广化寺、永福寺以及市区的宝柱观巷、延定巷和马所巷等处。就治学方法而论,马一浮类似宋儒朱熹,为书斋型学者。得地利之便,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湖文澜阁所藏图书。

对此,其友人弘一法师曾这样说道:“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。假定有一个人,生出来就读书,而且每天读两本,读了就会背诵,读到马先生的年纪,所读的还是不及马先生之多。”苏曼殊则在致刘半农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此间有马处士一浮,其人无书不读,不慧曾两次相见,谈论娓娓,令人忘饥也。”

处士,即传统中对隐士的一种称呼。一般来说,成为隐士者,多为道家中人,但一个儒者如果有强烈的道真之心,且无意于世事,那么他也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隐士。

1912年,旧友王锺麟邀请马一浮为《独立周报》撰稿,马一浮答复说,他的文字不适合刊登在报纸上,而且他认为当时报纸上的文章也多为轻浮之文。“时人议论称引,不出异域皮革之书,此灭学之征也。昔之论职官者,犹知考《周礼》,讲刑法者,犹知准《唐律》。今则抱日本法规以议百世之制度,执西方名学以御天下之事理。动色相矜,以为管、葛所不能窥,董、贾所不能谕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及察其研核是非,敷陈得失,则徒连?缴绕,非真有幽妙宏阔之思,确乎不拔之理也。以此论道经邦,日以滋乱。”他说。

之前,他也以类似的理由,拒绝了《民呼日报》的撰稿邀请。

民国肇建后,蔡元培邀请马一浮出任教育部秘书长,但马一浮在到任后不久,即和蔡元培就读经一事发生了冲突。原因在于,蔡元培赞成废经,而马一浮认为不但经不可废,还应设立“通儒院”培养精通儒学并兼通古希腊文化之人才,如是,“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……十年、廿年之后,必有人才蔚然兴起,此非一国之幸,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”。他的这些建议,显然不合时宜,更不会得到采纳,而马一浮也仅仅做了三个月的教育部秘书长即提出辞职。

1916年,蔡元培执掌北大,又邀请马一浮赴京,以出任北大文科学长,但马一浮回电说:“古闻来学,未闻往教。”

或许是感到这八个字过于简单,他随后回信解释说:“其所以不至者,盖为平日所学,颇与时贤异撰。今学官所立,昭在令甲。师儒之守,当务适时,不贵遗世之德、虚玄之辩。若浮者,固不宜取焉。甚愧不能徇教,孤远伫之勤。幸值自由之世,人皆获求其志。委巷穷居,或免刑?。亦将罄其愚虑,幽赞微言,稽之群伦,敬俟来哲。”

简而言之,他希望做一名儒学的守夜人。此后二十年,马一浮一直在杭州过着隐居生活。期间,他仅与少数友人、门生相往来。他不在意时人之看法,也无意对外讲学。

一场国学讲座

当时的儒学,面对的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?

1933年,“洋儒”庄士敦在英国做了一系列儒学讲座。在第一场讲座开始前,他即声明:“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所选择的话题充满争议,我不得不严肃地提醒你们,不要过于想当然地接受我所阐述的内容……我也必须提醒你们,如果这是一所大学而不是英国大学的话,在我第一个字出口之前,我面对的可能早已是一片抗议的风潮了。”

马一浮在答复蔡元培的信中,也曾这样写道:“若使敷席而讲,则不及终篇而诟诤至矣。”换言之,马一浮坚持做一名孤独的儒者,虽然是出于他的主动选择,也是时势使然。如果他到大学任教,即须应现代教育之要求而改弦更辙,否则必然显得迂阔而远于事情。这就会使他和校方都陷入两难境地。对此,他还曾这样写道:“?规改错,则教不由诚;称性而谈,则闻者恐卧。”

如果不是因为抗战爆发,或许马一浮一生都会在隐居中度过。淞沪会战后,日军直逼杭州。在杭各机构以及大批民众纷纷西迁,马一浮也在西迁之列,而且他也因西迁而改变了不任教于现代大学的做法。1938年,马一浮受聘于西迁至江西泰和的浙大,并在浙大做了国学系列讲座。

史家钱穆曾在所著的《国史大纲》一书的开篇即写道,读本国史者,应具备四种观念,其中第一条为:“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,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,对其本国已往历史,应该略有所知。”

开设国学讲座时,马一浮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。他在第一场讲座上便提出:“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。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,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,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。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,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,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。具此信念,然后可以讲国学。”

应当说,在儒学讲习已经失去了与其相应的情景的条件下,在开场即做这样的强调,乃是不得以之事。而后,马一浮对“国学”之名做了解释。一般来说,当时人们认为“国学”即本国固有之学术,但马一浮觉得这种解释过于笼统。他认为,“国学”即“六艺之学”。

他还提出,“六艺”可以统摄诸子、四部等种种学术。他进一步提出,西来学术亦可统摄于“六艺”。他解释说,之所以如此,乃是因为一切学术皆由思考而起,即皆出自于一心,而“六艺”正是一心之所统摄。他举例说,自然科学可统于《易》,科学可统于《春秋》,文学、艺术则可统于《诗》《乐》。如同理学于宋代的兴起,可以视为对佛教之冲击的一种回应一样,马一浮的这种做法,也是在当时情景下对西学之冲击的一种回应。

对于马一浮所论,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在日记里表达了看法:“午后睡一小时,三点至新村十号教室,听马一浮讲‘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’之说,谓《诗》《书》为至善,《礼》《乐》为至美,《易》《春秋》为至真。以《易》为自然科学之源,而《春秋》为科学之源。盖《春秋》讲名分,而《易》讲象数。自然科学均以数学为依归,其所量者不外乎数目Number、数量Quantity、时间与空间,故自然科学之不能逃于象数之外,其理亦甚明显。惜马君所言过于简单,未足尽其底蕴。”

在马一浮看来,一切学术统于“六艺”后,人之为学,也就有了头脑和条理。简而言之,“天下事务种类虽多,皆此一理所该摄,然后可以相通而不相碍。”

该如何理解马一浮所言呢?对此,梁启超曾在其儒学讲座中这样解释“头脑”:“头脑是什么呢?我们叫他做诚意亦可以,叫他做致良知亦可以,叫他做动机纯洁亦可以。”

一次“复性”之旅

1939年,马一浮受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,赴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。

“复性”之名,为马一浮所定。在《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》一文中,他解释说:“学术人心所以分歧,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。复其性则同然矣。复则无妄,无妄即诚也……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。”

换言之,“复性”既是书院之名,也是教学宗旨,如孔子之“克己复礼”,亦如王阳明之“致良知”,均是以简约且有意味之言语,阐明宗旨所在。

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,兴办复性书院在相当程度上出于鼓舞民族精神以配合抗战需要。蒋介石、陈布雷以及陈立夫等人都对筹办书院一事甚为关注。为此,蒋介石还特意在重庆为马一浮设宴送行。席间,蒋介石请马一浮给他一些建议,马一浮说:“唯诚可以感人,唯虚可以接物,此是治国的根本法。”蒋闻言愕然,不知如何回应是好。

毫无疑问,马一浮为蒋介石等人留下了高而不切的印象。而在马一浮眼中,蒋介石的形象则为:“英武过人,而器宇偏狭,乏博大气象。举止庄重,杂有矫揉,乃偏霸之才。偏安有余,中兴不足。方之古人,属刘裕、陈霸先一流人物。”

这次宴别,也预示着马一浮和当局的合作不会顺利。

比如,虽然书院的办学经费来自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,但马一浮坚持书院必须是独立的学术团体,无论如何不能隶属于教育部。又如,他拒绝教育部审核书院的教材,而且他认为官方根本没有审核书院教材之资格。

马一浮之所以如此,乃是因为他在效仿宋儒。在宋儒看来,“道统”之传承不在庙堂而在独立的民间书院。如果民间书院改变了身份成为了官学,那么学术必将受权力左右而发生扭曲。因此,马一浮坚持要当局待他以“宾礼”,而书院则应“超然立于学制系统之外,误入军统的女人优酷,不受任何限制。”

对于马一浮的这些要求,陈立夫等人虽然没有表示支持,但也没有表示反对。他们以一种含糊的态度任马一浮我行我素,而且继续为书院补助经费。但是,复性书院的办学方式若要获得时人的理解和支持,就比较难了。

比如,马一浮要求入学者必须绝意仕宦,全心治学。对此,其老友、书院的创议人之一熊十力表示不解。熊十力认为,如果书院不考虑学生的出路,那么他们在以后可能会“诡遇以求活”。另外,熊十力还要求马一浮为学生颁发学位证书,但马一浮回复说:“此乃当官之事,书院实无此权。”一番争执后,熊十力离开了复性书院,改为任教西南联大。

随后,书院又相继遇到学生流失以及经费短缺等挑战。1941年,书院停止讲学,转向刻书;抗战胜利后,书院东迁杭州,暂借西湖葛荫山庄为临时院舍;1948年,书院停办。

一场“复性”之旅,几乎无果而终。

马一浮选择了继续做一名隐士。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:“浮今日离院,从此可自拔于陷阱。贤辈爱我,切勿再牵率老夫堕坑落堑也。”

年轻时,他即不期望时人之理解,而宁愿“默守臧密”,以待后人。他喜欢作诗,而且曾很有自信地说:“但使文字不灭,吾诗必传,可以断言。”在复性书院停办后,他更加坚持这些观念。

1967年6月2日,马一浮在杭州去世。此前,他作《拟告别诸亲友》绝笔诗:“乘化吾安适,虚空任所之。形神随聚散,视听总希夷。沤灭全 归海,花开正满枝。临崖挥手罢,落日下崦嵫。”

2007年,笔者第一次来到杭州的马一浮纪念馆,正逢一群小学生来馆参观。带队者在马一浮雕像面前,开始向小学生们讲解:“我们今天纪念马先生,要看他身上的三个方面:第一,他是第一个把《资本论》带进的人;第二,杭州城火车为什么在现在这个位置?这是马先生的建议;第三,解放后,马先生受到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亲切接见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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